论重写文学史思潮中的现代化问题

考察新时期文学,作为重写文学史过程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现代化”表述参与了文学重评成果的文学史化,支撑了新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我们可以借助“现代化”问题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历史建构的相关细节,洞察它参与现代文学新知识话语崛起的全部过程。

一、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与新时期“现代化”语境的开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的历史序幕,对文革以及十七年以来文学遗产的清理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规划自身的重要背景。在反思历史、清算文革的政治前提下,如何在激进的文革叙述模式被彻底否定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1)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这在当时是一个兼具文学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时代命题。因而此时开始的文学重评配合政治上拨乱反正颠覆“文革”叙述,在试探、触碰“中心—边缘”“主流—逆流”的左翼经典秩序的同时,试图酝酿一种新的话语机制和表达方式,经典重评就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建构和完整规划。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重评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范畴的话语交织,不断试探新时期文学潜隐或暧昧的成规和禁忌,在给现代文学平反的过程中为现代文学史重写做谨慎铺垫,以形成一个微妙的话语场域。而国家政治的权威表述自然会作为文学重评的标尺,彰显着新的历史时期重评的话语空间及其边界,引领着新时期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进程。

因为新时期以来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格局做出了调整,现代化随之成为历史阶段划分的话语标志,转型之初主流政治就对整个国家现代化战略做出完整清晰的规划,在国家战略的框架内,对新时期文学的功能也有相应的定位,这一定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有明确的呈现。作为文学界鲜花重放、劫后重生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同志代表党和国家向新时期文艺界表达祝贺的《祝词》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指出了在新时期的现代化格局中文艺工作的意义: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除此以外,《祝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描述也一改建国以来的话语风格,弱化了其中的行政色彩:“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整篇《祝词》重点强调 “拨乱反正”,在给予“新时期文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合法身份时也规定了条件:现代化是新时期文学建构自身的重要支撑和必要条件之一。并且进一步规划了文学的意义内涵和评价成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将上述文字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中简称《讲话》)一起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隐秘的呼应:“四个现代化”和“政治标准”先后被作为文学评价的标准,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关注与解放区文学把“工人、农民、战士”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的相关陈述,显示出不同语境下对文学表现主要对象的不同规划,“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也是时隔三十年主流文化对文学功能的设定,尽管具体人选和措辞存在差异,但两份文件显示出国家框架内的文学定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讲话》在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诉求下要求文学艺术为实现全民动员服务,因此延安革命文艺一直被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呈现出“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的特殊形态。《祝词》则显示了新时期政治在反思建国三十年的文艺历史、努力改善党和文艺界关系之余,延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对国家主体的关注和强调,在“现代政治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的重视”(2)唐小兵:《我们如何想象历史》,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中,致力于重心在于“国家”而非“文学”的“国家文学”的打造。此表述显示出主流政治对于文学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战略中功能和意义的规划,以及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向度内,将所有人凝聚在时代主轴上的迫切性和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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