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独断与价值理性的回归浅析中国现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近些年来关于社会道德的舆论报道越来越多。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给我们带来物质资产极度丰富的同时，人们对于金钱、利益的追求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社会诚信缺失等问题甚嚣尘上。这一系列问题无不在警示着我们，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有所欠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一、道德问题的缘起：市场经济带来中国社会转型的“阵痛”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一步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我国的现代化也在逐步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格局之内。世界经济的现代化是与经济的市场化紧密相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现代化进程的帷幕。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商品的市场化。“工业革命构成了现代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历史事实表明，商品经济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市场化、社会化。”[2]110而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在经历了艰难的曲折发展后，也开始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将经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动力同时推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同时必然会引起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之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宗法伦理社会。中国社会本就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何谓伦理本位？即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3]70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伦理组织社会关系，消融了集团与个人这两端。“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开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3]72在儒家2 000多年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无不在强调社会伦理的问题。从父母、 兄弟、姊妹、夫妇到师徒、君臣，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处于各种伦理关系中，这种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所以是一种义务关系，而非市场经济所强调的权利契约关系。在这种义务关系中，一个人似乎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他人而存在。“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总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总是把个人认作‘依存者’，不是指其生存必须依靠于他人而言，乃是说其生活在世必须尽一种责任，无异为了这个责任而生。”[4]在这种伦理关系的义务性要求下，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着“和谐”的局面。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早已土崩瓦解，其经济基础都不复存在，那么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伦理宗法制也必然会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结局。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本位，强调“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靠利益联结，而不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商品生产的扩大化要求市场的扩张，一步步打破中国人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存格局。过度商业化的社会生存模式给传统的中国人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传统农业经济倡导下的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等思想也渐渐被商业化、利益化的观念所腐蚀，比如现代社会热衷过度包装、整容等现象的出现。

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思想杂陈的局面，许多中国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追求自我效益的最大化。整个社会在道德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保障下运行，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常是在彼此间利益的牵制与较量下维持社会的“和谐”。只有当这种利益链发生断裂，即出现彼此的利益冲突时，法律与道德才会显示其作用。大部分情况则是，每个人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做出自己的行为。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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