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路径有哪些？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农业部（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2019年最重大的农业事件，可能是猪肉价格暴涨。猪肉价格暴涨，是因为生猪生产大减。生猪出栏减少了万头，下降21.6%（猪肉产量下降了21.3%）。

不过，全国最大的五个上市公司养猪企业（温氏、牧原、正邦、新希望、正邦）的生猪出栏，却只是减少了6.9%。这五个企业生猪出栏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快速升高，2017年为4.7%，2018年为6.3%，2019年为7.4%。这个事实，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生猪产业组织创新的积极效果。

也就是说，这些大企业在抵御非洲猪瘟、环境整治和猪生产周期等不利影响方面，能力较强，显著超过小农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大企业通过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了抗风险能力和生产效益。

以全国最大的养猪企业广东温氏集团为例。其采取的是“公司+农户/养殖场”的模式，公司向农户/养殖场提供的指导服务，涵盖了整个生猪生产的全过程，包括猪场建设方案标准、粪污处理、仔猪提供、饲料提供、药物保健、饲养技术、肥猪回收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式委托养殖方式，公司根据合同向农户/养殖场支付养殖费用。农户/养殖场每养一头猪，通常可以获得稳定的养殖费用。

公司在应用技术研发方面，实力很强，获得了几十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上百项发明专利。据说，有个养殖场场主，大学学的是畜牧专业，自认为懂行，就不听从公司一线技术人员的指导，而按自己的方法养猪，结果效果并不好。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不是公司一线技术人员的水平更高，而是他们使用的技术方案，是由专门的科研团队，以公司的海量生产实践大数据为基础而研发出来的，更有科学性。

2013-2018年期间，公司合作的养殖农户/养殖场数量，从1.74万个增加到2.07万个，而同期出栏生猪头数，由1013万头，增加到2230万头，平均每个养殖户/养殖场年出栏规模从583头，增加到1077头。

温氏模式的特点，是提供了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农民/养殖场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消费者获得稳定优质安全的猪肉供给；更有利于粪污处理；对于公司来说，资金投入负担较小，养殖管理效率较高。

这样一种“公司+农户/养殖场”的模式，是较为适合我国特点的，突出的优点有：第一，技术先进，可以实现生猪饲养过程的现代化；第二，有利环保，通常每个养殖场在1000头左右，便于生猪粪污的处理和肥料化利用；第三，便于管理，投资与管理风险低，可以快速扩张；第四，质量可靠，安全保障高，有利于加工流通环节创立出产品品牌。

在种植业方面，由企业牵头的合作社，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创新模式。我在湖南考察过的两个稻谷生产合作社，就是很好的案例。

这两个合作社，一个是由大米加工企业牵头的，另一个是由农资（化肥与农药）销售企业牵头的。而所组建成的两个合作社，却高度相似，都是为农民提供稻谷生产销售全过程的服务，包括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植保、机械化收割、烘干、大米加工、品牌大米销售等。

通过批量化采购农资、机械化作业等，可以显著减少生产成本，农民每亩可增收数百元。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社集中了土地，大大扩大了经营规模，从而可以统一种植优质稻谷品种，统一加工出优质大米，建立起合作社的优质大米品牌。稻谷单产减少了一些，但是大米销售价格却可以大大提高。普通的大米，每斤只能卖2元钱，而合作社生产出来的优质大米，却可以卖到每斤5元、10元乃至20元，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农民增收，合作社增收，消费者对优质大米的需要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大田种植合作社的运作，在市场机制之外，通常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是国家的农机具购置补贴——成立合作社之后，一定要采用更多的作业机械，以代替人工；二是国家对土地整理（标准化农田建设）的补贴。这是机械化作业的必然要求。

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还需要村组织的有力支持。要把村里的土地连片集中起来，也并不容易。村民们总会有些不同的想法，有的愿意加入合作社，有的不愿意，尤其是在开始阶段。村组织出面做协商协调工作，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这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把那些暂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的地块，置换调整出来，让合作社的地块能够连片成规模，以及统一协调利用好土地整理等。未来，村组织在这个方面的职能，会日益重要和突出。合作社的牵头企业，通常不太适应与很多的单一农户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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